大批判、绑架、连坐无法无天
一本关于习近平情史的八卦书，两条「妄议」习「重要讲话」的微博，一封要求习辞职的「公开信」，竟导致当局方寸大乱，引发了一轮令人瞠目结舌的文革式大
批判和一连串无法无天的绑架、「失踪」、连坐案件。再联系到《南方都市报》「媒体姓党，魂归大海」和新华社「中国最后领导人」这两桩新型文字狱事件，不能
不让人们为习近平执政团队的「治国理政」方式捏一把汗。在所有这些习近平理应表现出宽容大度的地方，他表现出来的只有小肚鸡肠、睚眦必报，而且其肆意妄为
的任性，为邓后时代所仅见；其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紧张，亦为「六四」事件以来所仅见。
一本书、一封信、两条微博，原本不足挂齿，如果习近平是一个目光远大、抱负宏伟的干大事的人，他不应该对这类寻常小事过于敏感，耿耿于怀，以致大发雷
霆，大动干戈。大批判、绑架、连坐并不是「治国理政」的好方法，不仅不能消除那本书、那封信、那两条微博的影响，反而千百倍地放大了它们的影响，恐怕也起
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反而只能激起更直接、更激进的反抗，且有全面开罪官僚阶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三大精英团体，间接帮助「反习大联盟」形成的巨大政治
风险。大批判、绑架、连坐之无法无天的恶劣性质，之损人害己的负面后果，比起那一本书、一封信、两条微博的事情本身，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不管最后的结果如
何，查没查出真相，揪没揪出后台，吓没吓倒对手，就政治声望、国际形象以及后七年任期--假如他还有七年任期的话--的党内外拥戴程度而言，其实习近平已经输了。
这几件事情已经使习近平失尽人心，使「一国两制」受到重创，也几乎把习当局通过「打虎」运动所建立起来的自信果敢、英察睿断的正面形象败坏无遗，让那些
对习存有幻想、以为他集权完成之后将厉行政治改革的人彻底绝望，把习在知识阶层、中产阶级中获得的好感全都赔了出去。事到如今，如果习近平仍然要大发雷
霆，他的怒火似乎不应该针对桂敏海、任志强或《无界新闻》，倒应该针对那些制造了越境绑架书商案，发动了批判任志强运动，错抓了贾葭、株连了长平、北风等
人无辜亲属的愚蠢的习氏亲信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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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利用小组治国加强中央集权 |
政治器量不如温家宝江泽民
正常国家的正常领导人绝没有这么干的。像奥巴马、安倍晋三、卡梅伦、默克尔或者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碰到了八卦书、「妄议」、「公开信」这样
的事情，大都不予理睬，不以为意，即使真的戳到了痛处，也至多向选民诉诉苦，向司法讨公道，想都不敢想动用政府暴力，去干绑架、株连、惩治政敌、了结私怨
的罪恶勾当。
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的非正常国家，习近平前面的那些个中共领导人，也不是人人都敢、或人人都愿意像习近平这么干。温家宝访英在剑桥大学演讲时遭到一位德国
小伙儿扔鞋「袭击」，把温家宝气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竟上纲上线把那只鞋子摆在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的对立面。但温回
国后感到不妥，立即写信给英国政府，表明他对年轻人一时冲动之下的冒犯行为并不介意，请求英国法庭从轻发落。温家宝的名字也曾经被官媒记者写成了「温家
室」，温为记者开脱说，这是用五笔字型打字打错的，他自己也这么打错过。温家宝是官场做秀高手，曾被讥为「影帝」，但温秀宽厚、秀大度，总比习秀狠毒、秀
恐怖好得多了。
江泽民曾亲自打电话给央视新闻联播编辑室，批评他们把他会见的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搞错了。江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通过中宣部和央视的领导，而是直接给编辑
室打电话，是因为他不想把事情搞大，不希望有人为此受处分而影响前程。江泽民与某歌星偷情的八卦书不知出了多少种版本，香港的书商们也都安然无恙，无需
「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协助调查」。这些事情都让习近平相形见绌。
采访过邓小平的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曾当面指责江泽民侵犯人权，并毫不客气称江为「独裁者」，若按照习近平执政团队的处理方式，想必中共有关部门应该封杀
华莱士这种「吃饱了饭没事干，对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的外国人，或许还要切断华莱士、他所在的媒体、以及他的亲戚六眷与中国的一切商务联系与文化往来；如
果华莱士某个亲戚的公司不幸以中国为主要市场，那他就苦不堪言了；要是还不解恨的话，再把国内凡称赞过华莱士的网络大Ｖ通通请到国保办公室，让他们按规定
的格式各写一篇谴责华莱士反华言论的严正声明交给《环球时报》发表，但是，江泽民并没有那么做，相反，江对华莱士的推崇一如既往，视其为传媒界泰山北斗，
认为「他比你们（指香港记者）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还把华莱士当面斥责并羞辱他的那次火药味十足的访谈称作「我和他谈笑风生」。而事实上，那是江泽民
在媒体面前最丢脸、最窝囊、最尴尬的时刻，也是江最后一次接受西方记者现场直播式的专访。那次采访之后，包括江、胡、习在内的三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再也没有
勇气以自由对话的方式，在不预设话题、不规定敏感词、不预审台词的前提下接受外媒采访。
一直以来，人们都把江泽民借华莱士的名气为自己壮胆，当众发_贬低香港记者「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的作态当作笑料，但如今，此事一点儿也不好笑了。对比习近平，对比当下针对陆港两地具有「反习」倾向的媒体人、出版人的报复性绑架和株连，人们发现，江泽
民当年因激动而失态的滑稽表现反而要显得真实得多，至少是正常得多。在当今世界，动辄对触犯龙颜的某本书、某封信、某条微博发动围攻批判，甚或动用黑社会
手段绑架嫌疑人、恐吓当事人、株连亲属、法外施刑的最高统治者，当首推金正恩，第二把交椅大概非习近平莫属。
攻击性个人崇拜
对「公开信」的文革专案组式追查方式，对香港书商的越境绑架，对任志强的文革式批判，这些事件绝非自发，绝非偶然，绝不是下属部门擅自妄为的孤立个案，而是高度相关、「高度一致」的政治行为，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这些事件透露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当局亟欲确立「习近平神圣不可侵犯」的新「政治规矩」。具体言之就是：炒谁的绯闻也不能炒习夫妇的绯闻、妄议谁也不
能妄议习、要求谁下台也不能要求习下台，如此等等；谁若冒犯了习近平，就有可能遭到「姓党」媒体群起而攻之，也有可能遭到秘密机关和专政机构无需司法手
续、不受国境限制、可以任意株连的严厉追查和可怕报复。--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文革时期两句家喻户晓的口号，其一为「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是林彪的发明；其二为「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北京红卫兵的发明。也许习近平和他身边的亲信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诛」、「讨」、「砸」的政治氛围。
人类历史上的崇拜现象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励志性、感召性的，一种是强制性、攻击性的。前者比如近代基督教对上帝的崇拜、中国人对自己祖宗的崇拜，崇拜者
与反对崇拜者相安无事，任何人毋须担心受到「诛」、「讨」、「砸」；后者则意味着将反对崇拜者视为异己或仇敌，意味着不崇拜者不升官，甚至不崇拜者不得
食。铜锣湾事件、任志强事件、公开信事件，以及南都和新华社的新版「文字狱」事件，都标志着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正在发生质的转变，习团队正试图从最初的自
娱自乐、自吹自擂，升级为文攻武卫、「誓死捍卫」。他们要塑造这样一种恐怖政治氛围：习近平是不能碰的，习的至高地位是不容质疑、不容反对的，习是看齐的
对象、紧跟的目标，是是非的标准、党国的化身，反对习就是反党，反对习就要「拿下」，党员必遭批判，党外或遭绑架，即便港台、海外者亦「虽远必诛」，总之
逃不脱无法无天、花样繁多的政治报复。铜锣湾事件、公开信事件就是攻击性个人崇拜的最佳示范。
中共所谓改革开放是何等脆弱
攻击性个人崇拜不是习当局的创举，而是毛泽东时代的遗存。近两年多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毛时代曾经盛行、改革初期中共曾「彻底否定」的那些东西正在复活，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所建立的那些东西则正在死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说，「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所以，那个时代流行「小平同
志」、「耀邦同志」、「紫阳同志」的去姓简称，现在叫「习近平总书记」、「习主席」已经不过瘾，要叫「习大大」才过瘾；那个时代包括邓小平、陈云、胡耀邦
的讲话，也必须经过政治局批准之后才能在党内传达和公开发表，现在习近平的讲话一说出口就是「最高指示」，即使是「媒体姓党」这样的蠢话也是不容「妄议」
的圣旨，自动加入「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之列，而所谓「系列讲话」似乎已经莫名其妙取得了类似于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同等地位，只
供「学习、教育」，不可说三道四。
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不许用阿谀之词称颂
无产阶级的领导人」、「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对于任何党员提出的批评和意见，不允许追查所
谓动机和背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株连无辜的家属和亲友」、「党的领导干部不能以为自己讲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别人都得服从」，然而，习近平用十多个
「领导小组」架空甚至代替党中央、国务院；近两年的官媒上、今年的省级「两会」上，出现了大量对习近平的阿谀之词；当局对任志强事件、公开信事件的处理更
是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站在了《准则》的对立面。这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由此可见，中共所谓改革开放是何等脆弱。
习近平大讲「政治规矩」，四川省长魏宏被立案调查了几个月，最后查出来倒似乎是个清官，竟以「对党不忠」的「政治规矩」对其施罚。对比三十五年前的《关
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究竟是谁在破坏中共的政治规矩？究竟是谁在复兴早已被《准则》所「彻底否定」了的那些东西，已是一目了然。
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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