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1958年出生于北京市。1976年4月16日因组织高中生到天安门广场活动并张贴诗词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幕后策划者、现场指挥者和反动诗词制造者，18岁成年礼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度过。
1978年成为共青团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任系团总支书记；与同仁创办《北京之春》。
1980年发动北京高校学生自由选举运动，并以独立候选人身分参选获北大选区第二名。
1982年北大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1984年辞职，赴武汉创办民办学校，任江汉夜校校长。1986年加盟陈子明创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团队，并任该团队旗下《经济学周报》副主编。
因被指控煽动、组织、指挥1989年反革命暴乱，1989年10月第二次被捕， 1991年2月12日被以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3年。
1994年，在无任何名义情况下，被中国政府直接从监狱送往美国，开始流亡生活。
1994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1996年成为哈佛大学尼曼学者，1997年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梅森学者并获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2006年，以《路径转折：中国大陆的新保守主义和后天安门时代的政体稳定》论文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2006年10月担任纽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当代中国的文宣与思想工作研究计划博士后研究员。
先后在美国创立中国战略研究所、中国宪政协进会、中国司法观察。
现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公共知识分子》主编，与妻子儿女居住新泽西州。
对王军涛的采访前后进行两次。第一次是在2013年3月19日，地点是他称作“练功房”的纽约皇后区中国人云集的法拉盛；当时他仍处在父亲去世、中国政府阻止他回国奔丧的巨大伤痛中。第一次采访中谈到了他来美国流亡之后为争取回国的经历、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之后2007年开始转向激进和支持街头政治和跳进海外民运这个火坑的一些想法。第二次采访是在9月26日，地点是他位于时代广场的一个"陪王炳章同囚"声援活动的“牢笼”旁。当时，王军涛已经在这个牢笼里昼夜坚持了17天，为的是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判处无期徒刑、已被单独监禁了11年，如今已是几近残废的“中国海外民运第一人”王炳章先生。
我没有支持暴力，我为暴力辩护
《内幕》：现在外界的一个看法是，你现在开始主张暴力了。对吗？
王：我在以前的多维曾经发表过文章，2006年，我就为暴力辩护，为革命辩护，那时候有个澳大利亚人写了一本书，我跟他辩论。
非
暴力可以是一个行动策略选项，但不是政治的建构原则。人类政治不可能摆脱暴力。人类秩序维持的要素之一是暴力。政治学上认为，国家是某个地域内垄断合法使
用暴力的制度化机构。对于违背法律规范的罪犯的打击、控制和镇压，都是国家暴力的实施。说法治是“以暴易暴”，一点也不冤枉法治。你熟悉法律，没有暴力做
后盾，那还叫法律吗？国际法不是严格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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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6月，王军涛在美国时代广场参加街头集会。 |
马丁¨路德¨金是非暴力运动者吗？艾森豪威尔威派军队把黑人孩子送进学校，他怎么不派一个和平团？这是要让国家暴力背书他的想法。我认为没有什么非暴力，只有争取让暴力更和平、更符合程序、更合法。
早在2005年，我当时在多维上的文章就说，人类还没有幸福到免除暴力的程度，暴力是人类社会的原罪，有法律就有暴力，国际法不是法，就是因为它无法实施，这些东西都是常识。
我曾建议王丹不要搞什么《知识分子杂志》，《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字就比《知识分子》这个名字好。现在 “公知”时髦起来了。
《内幕》：你为暴力，为革命辩护，也与台谍案有关？
王：政治上的事情是这样的，国际社会有个判断，共产党加入了国际社会，会进行自我修正，共产党也说，只要给我点时间，我们会进行改革。既然他们这么说，而且前来与我谈话的人态度也很诚恳，我就会与他们进行沟通。
我这个人是从共产党的公检法老窝里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人，我知道他们这些人中不少是有良知的。这些人对具体的人与事是有不同于官方的看法的。即使在在秦城监狱里，也有武警给我递外面的话，他们不是铁板一块；这给你做工作提供了余地。
我
在监狱绝食，有人帮助我往外送消息，这都是我做的工作。那个时候，对我的看守多严格呀。家人之外多一个人都不能探监的。当时为什么不给我看病呢？北京市公
检法有个联合方案，多个医生为我看，还要中央批，因为禁止生人见我，医生是个生人，因此不能看病。就因为这个，把我看病给耽误了。
我前后写了99份要求看病的信，他们不理我。有个看守对我说：“哎呀，王先生，你真是书呆子，你写一份，他们不理你，你就知道该干什么了，写那么多干什么？那不是废话吗？有时候好好调整调整自己。”到第100份的时候，我宣布绝食了。这下他们全明白了：100份呀。有肝炎不给看。讲到哪里都不说不过去。
但是，后来2004前后，他们开始张狂了，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有什么误解，我还想去解释，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是恶意的，这样，我就变得不客气了。
胡锦涛来到时候，我没有去砸他的车子，但王文怡在白宫前对江泽民吼一嗓子，吸引了世界媒体注意，如果我当时拿砖头砸出去，国际社会也会马上追过来的。
我支持上街，这是我的一个变化
《内幕》：外界舆论认为你转向是这两年？
王：跟这两年我做的还不是一回事。
《内幕》：可以说，你现在对共产党一些看法，与2006年之前的经历也有关系？
王： 我
在具体政治博弈中的的态度一贯这样，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有张有弛，有执有让。但现在有些不同。即使现在共产党跟我来沟通，我也无法改变对共产党的命运的
看法，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是个以极权国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发展主义的威权政权了，而是一个以国家服务于个人利益的垄断发展机会和果实的腐败暴政。如果它是
以极权国家推行理念，那讲理还有意义。但如果是腐败利益驱动，你讲理没用。你看他现在对人民什么态度？你看共产党搞的什么信访条例呀，对内搞了那么多的规
则去反腐败呀，有用吗？你看他现在烂到了什么程度？
我
们看一个人、一支势力和一个制度设施，不能看他自己怎么标榜自己，甚至不能看他自我努力地经典指南，而是要看他做什么。政治学和人类社会科学讲究实证化研
究实际行为，这是社会制度设计和工程施工的基础。从行为主义角度看，共产党现在已经堕落成腐败暴虐的政党，而且很难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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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涛：共产党已堕落成腐败暴虐的政党，而且很难自我更新。 |
《内幕》：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的政治原则没有变化，只是政治环境变了，你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变了？导致你有支持暴力的倾向？
王： 我没有支持暴力，因为政治生活中的非暴力解决争端以及减少人类暴力，是宪政民主努力的方向。我只是为政治博弈中的暴力行动策略的选择做些辩护。但我支持上街。这是我的一个变化。 我原来说过，要让民主从街头走向人民大会堂，尽量避免并今早结束街头运动状态。但我现在认为，民主化必须从街头运动才能走向人民大会堂，而且即使建立了宪政民主，人民大会堂也不能替代街头政治，人民大会堂必须对街头做回应。
做民主党时，我准备转向街头政治
《内幕》：你什么时候开始支持街头政治呢？
王：那是我在哥大读比较政治的时候。所有的政治转型，即使统治者主导的转型也都需要大规模街头政治风潮作为推动因素，例如，西班牙的王子卡洛斯、台湾的李登辉这些人支持的转型都要靠街头政治平衡保守派。
《内幕》：这是你读书时悟出来的？
王：既是读书的体会，也要实践经验的参悟。89年，
你们上街了，当时的我一直犹犹豫豫，在这之前，还有不少人说我是新权威主义者，我认为政治秩序和政府权威很重要。我在与记者的对话中指出，任何一个政府都
要有权威，但权威的基础应来自程序和人民授权，但仍然需要权威维持秩序，这是必要的。当时看了达尔、孟德斯鸠等人的政治学著作得出的体会，亨廷顿的《变革
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还没进中国。就这样我一度还被怀疑为新权威主义者，后来海内外的论战也把我归为新权威主义者。
《内幕》：做民主党这个事情跟你转向信念街头政治这个事情有关吗？
王：
做民主党时我已经准备转向街头政治，现代政党就是要打选战和造势，是行动。民主党是准备动员民众搞行动，在行动中创造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替代前景；而不是空
谈。我搞中国司法观察是为了专业活动改进中国。搞宪政协进会是为了引导和推动精英进行国家制度层面的变革。这些都在那时的讲话和文字中有案可查。但民主党
是动员大众行动的；那些不是以大众行动为主要活动形式的组织，都还不是政党。
《内幕》：你被认为是新权威主义者，跟你反对或支持街头政治有关系吗？
王：只有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才绝对反对上街。西方，就是搞威权政治的，也不禁止上街。
《内幕》：我也没有觉得中国那位新权威主义者明确反对街头政治，街头政治名声不好，是他们共产党宣传妖魔化的结果，你认为是这样吗？
王：这是新权威主义后“八九”反思的一个结果，他们对街头政治进行谴责，认为学生不该上街，而且，他们对暴力问题的反思到了什么荒唐程度呢？他们认为，不仅你不能使用暴力行动策略，而且如果你的行动招致了暴力镇压，你也得负责。
《内幕》：你觉得他们的反思真到了有一个否定街头政治的共识这样一个阶段吗？
王：他们反思形成的共识，就是学生不该上街，不该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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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涛：1989年失败，是邓小平宁愿开枪也不交出政权 |
《内幕》： 如果反思“八九”，学生绝食算不算那个时候比较激进的行为呢？尤其是无期限绝食？
王：从比较政治转型看，那时中国没有什么激进派。也没有什么无期限绝食，后来不是一戒严就停止了吗？
我从读书阶段知道两个东西：第一，中国1989年事件的失败，绝对不是什么人家没有上街，我们上街了；第二，也不是因为人家上街了，然后退下来了，统治者不答应条件，人家也不会退，全世界的街头政治都这样，没有什么收发自如的街头政治。
最后的区别就是，邓小平开枪，而人家是宁愿交权也不开枪。事情就是这样，都是政治风潮撕裂统治集团，然后温和派上来。中国的统治者也被撕裂了，但赵紫阳没有占上风。而且，在苏联、东欧这些打天下的强硬派占上风的地方，强硬派也失败了。1968年的捷克，当时的捷共和杜马也站在运动一边，最后不也失败了吗？1990年的苏东波绝对没有1989年那样势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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