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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0日星期三

乌坎是中国的一个坎

如果说当年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是回归乡村生产生活常识的话,现在,广东乌坎村,则需要中共回归乡村政治常识,就是政治自治经济自主,还地权与政治权于民。这道政治坎不迈过,中国乡村摆脱不了动荡与悲剧。


  小岗到乌坎,乡村政治没进步

  这次乌坎事件刚开始之时,网络上流传一则视频,一名副镇长来到乌坎开会,当媒体记者对他摄像时,这位副镇长的态度非常蛮横,不允许记者拍摄,甚至要用手上的伞来挥打记者,幸好被旁边的记者阻拦。

  这则视频让我们看到,乌坎村民不屈服,他们在长幅的白布上签名,要求释放他们选举出来的村长,要求有关当局归还村民被掠夺走的土地。

  毛泽东时代,给人们留下历史印记的农村,一是毛号召农业学的大寨,位于山西贫困山区的大寨是由国家出资金扶持出来的样板,另一个则是红旗渠,如果没有国力扶持,我们仍然难以想像,村民们能够出资买得起那些昂贵的炸药还有开钻山石的工具。

  中共主导的改革时代以来,已载入历史的是安徽小岗村,而历史还将铭记的,则是广东乌坎村。

  毛时代的农村政策失败了,为什么?靠精神方式鼓励农民种田,既无市场自由,又无私产保护,农村必然走向困境,农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大寨不可能被推广,红旗渠也救活不了无数干旱的村庄。

   而小岗村民们将所谓集体的土地分包到户,既没有向国家要机械设备,也没有向国家求助种子肥料支持,他们就收获了衣食自给,不再逃荒要饭。国家给了他们什 么?国家什么也没给,国家只是归还了他们拥有的耕种自由,或者是没有「依法」抓捕他们,因为在当时,私分土地承包到户,会面临牢狱之灾。

   小岗村民们联合签名的合约,现在还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原始契约已遗弃,这则合约是后来补签的)。这则合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一是村民们的恐惧与免于 恐惧的方式,农民们对改变农民土地生产方式,感到恐惧,因为国家明令禁止土地承包,农民们必须在一起劳作、一起收获,无论贫困还是饥饿致死,都要是一个共 同体,这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如果改变土地耕作方式,就是改变了社会性质,这是反革命重罪;二是让我们看到,农民们通过合约,规避恐惧,分田地的带头人 可能被捕坐牢,所以村民们要通过合约,保证一旦事发,就要保护与供养他们家人。这份契约是非常了不起的,它使村民们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带头人免于因自己坐 牢而家人遭灾的恐惧。

  好在有一个开明的省级领导人万里,还有当时的时势,小岗村村民免于被当时的政策拘狱,而国家,也因此迈过了一个坎。迈过了这个坎,中国农民让整个国家有了衣食自给,同时迈入小康之境。

  近四十年过去了,中国历史又面临一个坎。

   当年的坎,被「无知」而胆大的小岗村民们冲过去了,而当年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自己到皖北村庄里看到,许多农村不仅没有基本的食物,一些人家甚至连衣服 都要互相借穿,而这样的饥荒惨状,却是中共的政策造成。中共只要回归常识,让农村生产生活恢复小农经济常态,农民即可实现自给自足。

   今年习近平到了安徽小岗村,承诺农民承包土地的政策不变,似乎是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其实,是农村政策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土地仍然在集体手上,开发商与村 支书或各级政府只要看中了农民土地,还是可以随意征收,也许小岗村土地暂无市场价值,但乌坎村的市场价值,正在被广东地方政府吞蚀。当林祖恋与村民们动议 夺回属于自己的地权与利益之时,悬在头顶上的利剑就立即落下。

  乡村政治改革乃国家重要基石

   乌坎村民不愿意将自己的土地维权运动政治化,无论是被抓捕的村支书、村民主任林祖恋,还是示威游行中喊口号的村民,都刻意回避将乌坎视同当年安徽的小岗 村,甚至在示威时加上拥挤共产党的口号。这显然是维权的一种策略,因为一旦政治化,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乌坎事件来颠覆共产党政权之类 的帽子,就会盖到乌坎村民头上。

   现在我们看到的,当局对乌坎的打压,一是通过制造林祖恋的腐败受贿,来让村民维权流产,因为林祖恋作为村支书,已于六月十九日开始启动集体上访程序,要 向有关当局讨回村民原有的被侵占的土地;二是有关广东当局尽管暂时没有将乌坎维权行动政治化,但却对来自境外的媒体苹果日报与端传媒等予以警告,认为他们 参与了某些策划活动,有政治目的。

   当年汪洋主政广东之时,「和平」解决了乌坎村当时面临的问题,所以才有林祖恋成为村支书与村主任,汪洋当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是宏大叙事,说中共执政 为民,所以要帮助村民维护村民的根本利益;二是回避政治领域的「创新」,认为这是落实村民组织法与基层选举方面的法规,并无政治创新。

   为什么汪洋主政之时顺应民心与落实基层选举法规,使人们看到当局的某种善意与政治创新意味?因为几乎所有的基层选举都被各级政府「造空」。他们内部物色 自己的政治或经济代理人,然后通过虚假的选举,使这些代理人成为合法的基层组织负责人,看起来这是有利于党和政府管控基层民间社会,但实质上,是基层各级 组织为谋取私利、造空基层选举法规的暗箱操作。

   省级政府需要县级政府听话,县级政府需要乡镇政府听话,乡镇政府不能没有自己的下家,自己的下家就是村一级的村民委员会与村支书,如果村民真的实现了自 治,那么,乡镇一级的管治就落空,特别是经济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无论是城市扩张,还是企业征地,都是在向村集体的土地伸手,如果村级与乡镇一级的权力链断 裂,地方政府就找不到自己的利益空间,说穿了,村庄是基层中国政府的政治经济空间,现在中国的维稳「内战」,正在这个空间里展开,这场战争是土地保卫战, 也是一场持久的街头战争或巷战。这场战争看起来农民保护的是土地权益,但本质上是政治权益的失落。

   行文至此,看到一则自由亚洲电台的新闻报道:甘肃永靖县近日举行基层人大代表选举,至少有五名独立参选或被推选的维权人士被警方带走。获民众提名、但不 获官方正式提名的独立参选人瞿明学经证实已被警方刑拘罪名是「破坏选举」。至二十一日当地多名被捕人士均与外界失去联络。

  中共高层既不想地方政府过度腐败,又想强化地方基层的管控能力,中共各级官员的心里,都有一个灰色的空间,这个空间,决定了他们的灰色收入空间,而表面上,或者有一定的实质性的意义,就是这个灰色空间,对中共稳定基层组织与民间社会,有消极的价值。

   人民不能变成公民,民间社会不能有独立的人大代表参选,不能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村支书与村主任。这是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的一道坎,这道坎迈不过,中国基层腐 败不可能遏制,民间社会的动荡,也不会停息。中国乡村政治必须从小岗村的一点零版本,升级到乌坎村的二点零版本。中国乡村政治改革无望,则中国政治进步无 望。


来源:动向 / 吴祚来 大陆旅美独立学者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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