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京城，先后毕业于两所名牌高校，拥有文学与法学双学士学位的
倪玉兰律师，因「过去十五年，为了保护公民的法律权利，付出了律师执照和身体健康的代价。即便在狱中被殴打致残，仍然致力于推动中国的人权与法治」（美国
国务院官网语），而荣获本年度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荣膺此奖，既是倪玉兰本人的光荣，同时，也是所有中国女性的光荣。然而，她的获奖，除了招致党媒《环球
时报》的攻击抹黑与被剥夺去美国参加颁奖仪式的权利之外，还被当局剥夺了与前去探望她的西方外交官的见面权--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欧盟、德国、加拿大、法国和瑞士的五名外交官，被堵在了倪玉兰的出租房大门外，便衣警察不仅不让他们进屋，而且还用粗口恶语侮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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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玉兰因为帮助访民维权两次入狱，被恶警殴打重伤，导致双腿无法行走。 |
但凡了解一点当代中国社会状况者，应对倪玉兰的名字不陌生。她的苦难经历，早于二O一O年就由《南方人物周刊》长篇报道介绍过，而且还被中央电视台前编导、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何扬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而由著名公知崔卫平教授饱含深情撰写的博文《倪玉兰，倪玉兰》，也曾在网上广为流传。下面是对被监禁在家的倪玉兰所作的访谈。
两度获奖被党的喉舌抹黑
戈晓波（以下简称为戈）：恭喜您荣获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在此之前，您好像还获得过一个国际大奖吧？
倪玉兰（以下简称为倪）：是的，二O一一年，我荣获了荷兰郁金香人权捍卫奖。
戈：那个大奖是在什么情况中获得的？
倪：那时，我正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里等待判刑，获奖消息是从律师嘴里获得的，后来开庭时，又听法警和法官说过。不过，从法院那里知道得更详细一些。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基本上都知道了这一消息。
戈：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是个什么样的奖？
倪：这个奖，是二OO七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创立的。它专门用于鼓励国际上为争取自己权利、同时也能帮助他人维权的那些女性领袖，也就是说，用以表彰在伸张社会正义和争取妇女权益的斗争中表现出勇气和领导才能的那些女性。
有幸获奖，我感到甚是荣耀，但我也要感谢党和政府对我多年的「推选」和培养。
戈：在您之前，还有其她中国妇女获得此项殊荣吗？
倪：有！二O一一年有中国律师郭建梅；二O一三年有西藏作家唯色。
戈：您看过《环球时报》在您获奖后发表的那篇攻击您的社评（即《中国三次入狱假律师获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吗？
倪：你说的是《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的那篇攻击我的文章吧？他以吴法天撰写的一篇博文为依据，然后编写出我是无学历的假律师的此文。那我得问他：证据
何在？我想，他绝对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如果他所说的「伪造学历」与「谎称是律师」等事儿是真的，那他就得拿出证据来证明。连我的判决书上，也都没写他们所
说的那个假学历和假律师资格证书。
戈：吴法天为何要攻击您？
倪：我想，或许是受了警察的雇佣吧。他所说的话，没一句是真实的，全部都是虚假的、编造的。
戈：您是哪年获得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
倪：我是一九八六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拿到律师执业资格证书并开始做律师工作的，后来被领导派到了国际贸易公司做法律顾问。
戈：《环球时报》社评中说：「倪三次入狱是真的，至于她为何有需要出门坐轮椅的残疾，本报没有查询到具体原因。」既然权威党媒都说您三次入狱是真的，那肯定假不了。对吧？
倪：《环球时报》说我三次入狱，这的确不假。但他们却没说出我为何坐轮椅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不敢说出来！其实是我被抓捕后，在派出所里遭受到了相当残忍的酷刑的结果。最初一次酷刑是在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后来他们又用八个人把我抬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他们不给我治病，七十五天后，他们虽然放了我，但我却已不能走路了。
那时，我边治病边告他们。接着，还是因为这件事，同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再次被抓捕。他们给我增加了「妨碍公务」这个罪名。
接二连三的牢狱之灾
戈：第二次入狱呢？
倪：第二次入狱是在二OO八
年四月十五日。那天早晨六点半左右，西城公安分局治安处警察杜新华与新街口派出所的肖巍等多名警察，带领一群黑社会人员砸碎我家私宅院门，闯进院内打、
砸、拆、抢，我要求他们出示强拆文件，他们不仅把我打得遍体鳞伤，肖巍还诬陷我殴打他人，口头传唤我，并与另一名警察文安伟一同把我拖进八十米以外的警车
上殴打，后来又拉回派出所继续殴打侮辱虐待。
在派出所里，我受尽了非人折磨。那天，肖巍在踢打我时，还往我身上撒尿。我高喊「救命哪！警察打人了！」当时，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往我这边跑，肖巍也听见了外面有人要进来，于是，就假装坐在地上冲着我说：「你他妈的看！谁他妈的制得了谁?!」
戈：这哪是警察？分明就是「制服土匪」！
倪：他还说了一些比这更难听的话呢。后来，那派出所所长张春林，以及副所长白昶和其他人闯了进来，那个所长和其他警察把我抬到沙发上躺下了。张春林问我：「你能坐着吗？」肖巍说：「她从来都不能坐着，只能躺着。」
一个多小时后，警察对我说，我把肖巍的睾丸踢伤了。这简直就是莫须有！当时那屋子里有监视录像，这该是客观证据吧？可在法庭上，我们多次要求调取录像，但他们从来就没放过。这以后呢，我就被他们第二次以「妨碍公务罪」判刑两年。
戈：那第三次呢？
倪：我第三次入狱的时间是二O一一年四月六号。因为我们被关在没水没电的旅馆里，那天，我老伴去我女儿那儿给手机充电，他刚走不久，突然有人来敲门，随后就冲进了一群人，基本上都是便衣。他们一进来，就拿着摄像机对着我摄像。
那个给我们断水断电的旅馆，一直都黑灯瞎火的，但他们闯进来后两三分钟内， 突然， 屋里的灯却亮了 。有个稍胖一点儿的便衣，不给我出示证件，而是拿出了一张空白拘留证对我说：「你被拘留了！」然后，他就让人把躺在床上的我戴上手铐，直接送往西城看守所。
到了西城看守所，因他们没进门条儿，人家不让进，于是就在门口等了差不多近一个小时，直到找到了该所所长和副所长后，才把我收进去了。
这次，他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了我两年六个月。
戈：三次牢狱之灾，给你留下了什么后果？
倪：三次入狱，除了我自己被无端判刑并受尽非人折磨，家也被强拆了、而且我的家人也因此受到了巨大伤害与损失。当时，我女儿还在上大学，现在她已大学毕业。我因?二年受了酷刑，所以等到O三年出狱后，我就残疾了。我身上伤得最厉害的部位是颈椎、脊柱、腰部和髋关节，还有脏器。为了照顾我，老伴儿在二OO三年底就退休了。
我本来有个非常好的家庭，若没遭到拆迁，我们的日子是可以过得非常幸福美满的，不仅我不会落下残疾，我女儿她也会很幸福，会有自己的家和她自己孩子的。
被毁的家园与屈辱的「奴工」
戈：网上有文章说，您家的四合院，从二OO?二年至二OO八年经历过五次强拆，彻底被毁时间是北京奥运年（二OO八年）。我不解的是，怎会有五次强拆呢？
倪：我家这套四合院，从O二年到零八年被拆过六次，二OO八年四月十五日抓我的那次，是第五次；这年十一月份，就在给我判刑前夕，我家被全部拆平了，这是第六次强拆，强拆者是法院。前五次都是违法的，这第六次也是违法的，因为法院没走任何合法程序，也没找当事人谈话，就执行强拆了。他们档案卷宗里的，都是弄虚作假的东西。
戈：当局强拆后，是否给过您补偿？
倪：从第六次强拆后一直到现在，当局既没派人来跟我们谈征地补偿的事儿，也没跟我们谈安置，所以就根本上没有任何补偿。
戈：按照老北京「东富西贵」的说法，您家所在的那地儿，那可是宝地呀！
倪：我家因在二环内，所以是北京老城区非常不错的黄金地段。我家四合院是西城区新街口前章胡同十九号，具体位置在西城教育学院旁边。在我家被强拆的原地，盖起的是西城区检察院办公大楼。
戈：中国监狱把服刑人员当作廉价劳动力，组织并强迫囚犯从事商品生产，长期以来都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作为曾经的「奴工」，您完全有资格向人们揭露当局这一犯罪，您愿在这里予以控诉吗？
倪：二OO九年，我被送进北京市女子监狱后做过奴工，而且还受尽了虐待。当时我已残疾了，监狱的狱警既不让我用拐，也不让我坐轮椅，却要我在地上爬行。当时的女监区副区长叫何云，她和新街口派出所的警察串通后整我，逼我「认罪」。我因拒不认罪，所以就被罚「爬行」。
我不但被罚在地上爬行，而且还被逼每天早晨在大厅里撅着，四肢着地。这样做，为的是要等做完早操回来的服刑人员路过时，都能看到我被惩罚的样子。
后来，我先生和我女儿在一次接见时，亲眼看到了我这一惨景，他俩都流了眼泪。于是，他们就提出了控告，但没人管。这样一来，我老公和女儿就找到了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请他们帮助我。后来，两个美国外交官就来看望我，并与狱方进行交涉。大概等到二OO九年八月底，他们才停止了这一有损我人格尊严的酷刑。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都很想说，但太痛苦、太难受了。所以，我不愿再回忆那些悲惨的境况，因为特别残忍！
戈：对不起！我碰到您身上还没愈合的伤口了，咱们换个比较温暖的话题吧。据说，您第一次服刑时，得到了一些法轮功修炼者的不少帮助，真是这样的吗？
倪：我第一次被抓进去的地方是看守所，那次是被拘留。在那里面有很多修炼者，因我当时伤得很重，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吃喝拉撒全赖他们帮助。所以我才活过了那非常艰难的七十五天。真的！我那时真是命悬一线呀！
活着若不奋斗，那就叫等死
戈：《环球时报》的社评中抄了一段您的获奖感言，即「这样的打压并不能使我们屈服，因为我们不争取我们的权利，我们可能就没办法生存，没有办法再活在这个世上。」他们抄得准确吗？
倪：非常准确！这段文字是我心里话。事实也如此，我们要是不努力争取人权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没法活在世上。我还记得我们西城区有个叫杜建平的被强拆户，大概是二OO六年被活活打死在强拆现场。
我也还记得?五
年时，我们新街口地区一个名叫陆铁柱的牙科大夫街坊，因强拆后无家可归，他只好用一些垃圾搭了个简易棚子住了很多年。多年过去了，可他的问题却始终没解
决，后来不知因何缘故，他死在那房子里了。当时听到这消息后，我的心都快碎了。我想去那「房子」和他告别，但就是出不去。那几天，警察把我看起来了，看得
非常严，他们不让我出门。
戈：您想用这两个人权个案说明什么？
倪：我想用他们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你活着若不奋斗，那就叫等死。
我们都是守法公民，我们要生存，也要保护自己的财产，所以，就不能等着别人来欺负。我是因帮助其他拆迁户维权受到打压的，后来我家私宅也多次遭到了强
拆，我们找过政府部门要求解决拆迁问题，他们说，谁让你老管闲事跟政府作对？你爱上哪儿告就去哪儿告。既然靠不上政府，我们就得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伸冤。
戈：您怎样看给您带来无尽苦难的这个「新世纪」？
倪：进入新世纪后，我的苦难远不止这么一些，还有很多很多，很难一一述说，而且也太痛苦了。每件事发生后，我都那么无助，那么辛苦与悲苦。
你看到我现在说话的样子，还有现在的这种思维，就该知道我在牢狱中的遭遇了。为了不让我说话，他们就单独关押我。二OO八年，我被单独囚禁了四十多天，浑身都是伤。进了监狱，就更不让说话了。这些年来，我不但肉体上伤痕累累，就连精神上，也受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我被警察打得失去过记忆，多年来，是家人帮助我慢慢恢复语言能力的。所以说，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都是语言复活的结果。
戈：大姐您还想说些啥？
倪：有时，一想起吴法天和单仁平的胡说八道，我就气得直打哆嗦。我和老伴儿本想去起诉他们，但因我现在身体的缘故，而且又请不起律师，唉没办法呀！老弟。
借此机会，我向那些曾伸出双手给予我有力声援的社会各界朋友，以及那些在我最危难时前来看望我的西方外交官表示由衷感谢！若没有他们的关心与支持，我和老董可能早就饿死或被困死了。
补充：就在结束访谈的次日下午，我们获得了新消息：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先生又犯病去了医院；警察又上门告知，明天房东将来收回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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