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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9日星期六

工人示威越演越烈 双鸭山只是一个开始

大陆「两会」期间,201539日, 黑龙江双鸭山市逾千名矿工发起讨薪示威行动,抗议「双鸭山矿业集团」拖欠工资,打出了「还我血汗钱」、「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共产党还我们钱」等标 语,有消息说,此一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源于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省长陆昊,曾表示「不欠工人一分钱」,实际则在于,工人被拖欠大量工资。这一事件持 续多日,在紧急发放部分工资后,事态得以暂时平息,官方承认目前仍拖欠职工工资、税收和企业应上缴的各类保险,不少职工生活遇到困难。官方也承诺将采取措 施筹措资金,尽力及时发放职工工资。有消息称,有多名参与者被警察拘捕。

让维稳体制担心的是东南沿海的外向型企业的新工人群体,他们有清晰权利意识,对体制更少依赖。

双鸭山矿业集团是大型国有企业,在全国煤炭百强企业排名第38位。公司在册员工6万多人,出现如此严重的经营困难,以至于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税收和企业应上缴的各类保险,除了难以避免的「国企病」之外,也与大陆近年来相关产业愈演越烈的产能过剩有关。

大陆煤炭、钢铁等行业,在1990年代后期也一度陷入类似的产能过剩状态,然而,随着大陆加入WTO后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城市化和住房改革等带来的建设高潮,煤炭、钢铁等相关行业都走上了迅速扩张的道路,2008年 西方金融危机后,以外向经济为龙头的大陆经济也受到冲击,此时,本应顺势调整结构,消化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产能过剩势头,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四万亿 经济刺激计划下,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一大波「铁公基」的建设热潮,进一步导致了钢铁、水泥等基础材料和煤炭等原材料进一步过剩,产能被再一次放大。

当前,这一产能过剩已经达到了危机的程度,为此,大陆当局推出了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只是,危机之下的改革成本,从来都是由普通人来承担,据大陆人社部披露,初步统计全国钢铁和煤炭行业化解产能过剩,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其中,煤炭系统约130万人,钢铁系统约50万人。如此大规模,不由得令人想起1990年代后期近3000万人的下岗分流。

1990年 代后期的大规模下岗分流,曾给许多当事人带来了深重的痛苦,不过,由于当时大陆经济正处于上升期,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这一冲击,部分企业很快在新的景气下 重新获得了活力,如煤炭、钢铁、石油等行业;部分下岗者则流向了当时尚有发展空间的服务业,也有部分人求亲靠友,依靠亲情网络度过了难关,而随着中国经济 在此后十多年的迅速发展,曾经被当局看成是心腹大患的相关维稳工作,也迅速被其他题材所替代,没想到不到二十年后,类似的场景又会重现,这一次,还会如同 上次那样轻易化解吗?

答案或许是否定的。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不再可能了。所有迹象都表明,与当时的下岗潮同步发动,随后持续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诸多一次性有利因素聚合所导致,是不可重复的现象:

首先,随着大陆人口红利的消失、工资和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涨,大陆外向经济已经不可能再重复当初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最新的数据表明,大陆对外出口非但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了严重衰退。

其次,大陆经济增长一直与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策略是分不开的,但是,与1990年代末期不一样的是,大陆的各种基础建设设施已经相对完备,2009年四万亿的教训已经说明,再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驱动,除了堆积无效产能之外,并无什么实际效果。
最后,大陆的现行体制通过系统性地攫取经济发展的成果,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政权持续的利益分配网络,这一格局所形成的金字塔形分配结构,制约了大陆通过消费提振经济的可能。

也因此,大陆经济毫无可能重复1990年代末期的经济景气,经济减速已是既成事实,而出现硬着陆,进而陷入长期停滞乃至衰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像的是。而在此种情况下的分流安置,与1990年代末期相比,就可能有着全然不同的进程和影响,并不排除出现更大危机的可能。

不过,对于维稳体制来说,双鸭山矿业集团的抗议事件,或许还并不是最难以对付的。1990年 代末期的经验表明,尽管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下岗员工具有集中居住的便利条件,看上去更有利于组织抗争活动,且一旦爆发都具有相当规模效应,但是,国有企业 中,也存在着体制无孔不入的深入掌控,而国有企业员工更多具有体制中人的心态,缺乏权利意识,更倾向于采用为体制所许可的非组织化手段,来寻求自身利益的 满足,并不容易爆发出大规模群体事件。而即使出现此次这样的大规模群体事件,也很容易通过利益补偿而加以平息。

相 对而言,更加让维稳体制担心的,可能不是双鸭山这种传统行业的老牌国企的员工群体,而是东南沿海一带的外向型企业中的新工人群体。新兴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 流动工人群体,有着更为清晰的权利意识,对于体制也更少依赖,而远离出生地和户籍地,又使得其容易做出更具有冲击力的抗争行为,过往的经验表明,一旦爆发 以这个群体为主体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当局也很难与之形成谈判的态势,而不得不采取强力压制的方式。

当 然,这个群体的问题在于,整个新工人群体被籍贯、行业、工作地等多重因素分割成为了许多碎片,目前更多是发生旋起旋灭的各种局部事件,这就给予了体制各个 击破的机会。然而,随着经济局势的普遍恶化,并不能排除这些隔离因素被打破:毕竟,新工人的流动属性,本身就在促进各种信息和联系的扩散,而在社交媒体时 代,只要既有同情同理的基础,任何局部的动向也都可以瞬间扩散而获得如在现场的共鸣,当经济局势的普遍恶化使得这个群体共同感受到利益的剥夺,共同感受到 生存的困难时,这样的同理同情基础也就会自然形成。

近年来,珠三角一带的各种工运事件层出不穷,已经给当局敲响了警钟。从2015年开始,广东已经开始抓捕工人维权人士,首先是工维义工刘少明,2015年底,曾飞洋,何晓波等工人NGO活动人士也被抓捕,这表明,当局已经意识到了经济下行时出现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危险,针对工人维权人士下手,则是将这些人士当作可能的节点而预先拔除,以防止受籍贯、行业、工作地等多重因素分割的工人群体,因为这些节点而串联起来。

在 笔者看来,当局的类似做法,很像是砍掉报晓的公鸡来阻止天亮,正如许多人开玩笑所说的,曾飞洋等人的影响力,可能都走不出番禺区,又如何可能组织起大规模 运动?真正能冲破各种隔离,形成大规模运动的,不会是什么有心人的推动,而是大尺度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对于广大人群的影响,而如果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陷 入停滞乃至衰退之中,不仅双鸭山这样的国企讨薪事件会一再出现,如今被隔离分散的新兴工人群体,也完全有可能形成更大规模的联合和一致行动,在这个意义 上,双鸭山事件只是一个开始。

来源:东网 / 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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