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两会」期间，2015年3月9日，
黑龙江双鸭山市逾千名矿工发起讨薪示威行动，抗议「双鸭山矿业集团」拖欠工资，打出了「还我血汗钱」、「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共产党还我们钱」等标
语，有消息说，此一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源于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省长陆昊，曾表示「不欠工人一分钱」，实际则在于，工人被拖欠大量工资。这一事件持
续多日，在紧急发放部分工资后，事态得以暂时平息，官方承认目前仍拖欠职工工资、税收和企业应上缴的各类保险，不少职工生活遇到困难。官方也承诺将采取措
施筹措资金，尽力及时发放职工工资。有消息称，有多名参与者被警察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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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维稳体制担心的是东南沿海的外向型企业的新工人群体，他们有清晰权利意识，对体制更少依赖。 |
双鸭山矿业集团是大型国有企业，在全国煤炭百强企业排名第38位。公司在册员工6万多人，出现如此严重的经营困难，以至于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税收和企业应上缴的各类保险，除了难以避免的「国企病」之外，也与大陆近年来相关产业愈演越烈的产能过剩有关。
大陆煤炭、钢铁等行业，在1990年代后期也一度陷入类似的产能过剩状态，然而，随着大陆加入WTO后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城市化和住房改革等带来的建设高潮，煤炭、钢铁等相关行业都走上了迅速扩张的道路，2008年
西方金融危机后，以外向经济为龙头的大陆经济也受到冲击，此时，本应顺势调整结构，消化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产能过剩势头，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四万亿
经济刺激计划下，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一大波「铁公基」的建设热潮，进一步导致了钢铁、水泥等基础材料和煤炭等原材料进一步过剩，产能被再一次放大。
当前，这一产能过剩已经达到了危机的程度，为此，大陆当局推出了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只是，危机之下的改革成本，从来都是由普通人来承担，据大陆人社部披露，初步统计全国钢铁和煤炭行业化解产能过剩，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其中，煤炭系统约130万人，钢铁系统约50万人。如此大规模，不由得令人想起1990年代后期近3000万人的下岗分流。
1990年
代后期的大规模下岗分流，曾给许多当事人带来了深重的痛苦，不过，由于当时大陆经济正处于上升期，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这一冲击，部分企业很快在新的景气下
重新获得了活力，如煤炭、钢铁、石油等行业；部分下岗者则流向了当时尚有发展空间的服务业，也有部分人求亲靠友，依靠亲情网络度过了难关，而随着中国经济
在此后十多年的迅速发展，曾经被当局看成是心腹大患的相关维稳工作，也迅速被其他题材所替代，没想到不到二十年后，类似的场景又会重现，这一次，还会如同
上次那样轻易化解吗？
答案或许是否定的。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不再可能了。所有迹象都表明，与当时的下岗潮同步发动，随后持续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诸多一次性有利因素聚合所导致，是不可重复的现象：
首先，随着大陆人口红利的消失、工资和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涨，大陆外向经济已经不可能再重复当初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最新的数据表明，大陆对外出口非但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了严重衰退。
其次，大陆经济增长一直与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策略是分不开的，但是，与1990年代末期不一样的是，大陆的各种基础建设设施已经相对完备，2009年四万亿的教训已经说明，再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驱动，除了堆积无效产能之外，并无什么实际效果。
最后，大陆的现行体制通过系统性地攫取经济发展的成果，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政权持续的利益分配网络，这一格局所形成的金字塔形分配结构，制约了大陆通过消费提振经济的可能。
也因此，大陆经济毫无可能重复1990年代末期的经济景气，经济减速已是既成事实，而出现硬着陆，进而陷入长期停滞乃至衰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像的是。而在此种情况下的分流安置，与1990年代末期相比，就可能有着全然不同的进程和影响，并不排除出现更大危机的可能。
不过，对于维稳体制来说，双鸭山矿业集团的抗议事件，或许还并不是最难以对付的。1990年
代末期的经验表明，尽管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下岗员工具有集中居住的便利条件，看上去更有利于组织抗争活动，且一旦爆发都具有相当规模效应，但是，国有企业
中，也存在着体制无孔不入的深入掌控，而国有企业员工更多具有体制中人的心态，缺乏权利意识，更倾向于采用为体制所许可的非组织化手段，来寻求自身利益的
满足，并不容易爆发出大规模群体事件。而即使出现此次这样的大规模群体事件，也很容易通过利益补偿而加以平息。
相
对而言，更加让维稳体制担心的，可能不是双鸭山这种传统行业的老牌国企的员工群体，而是东南沿海一带的外向型企业中的新工人群体。新兴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
流动工人群体，有着更为清晰的权利意识，对于体制也更少依赖，而远离出生地和户籍地，又使得其容易做出更具有冲击力的抗争行为，过往的经验表明，一旦爆发
以这个群体为主体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当局也很难与之形成谈判的态势，而不得不采取强力压制的方式。
当
然，这个群体的问题在于，整个新工人群体被籍贯、行业、工作地等多重因素分割成为了许多碎片，目前更多是发生旋起旋灭的各种局部事件，这就给予了体制各个
击破的机会。然而，随着经济局势的普遍恶化，并不能排除这些隔离因素被打破：毕竟，新工人的流动属性，本身就在促进各种信息和联系的扩散，而在社交媒体时
代，只要既有同情同理的基础，任何局部的动向也都可以瞬间扩散而获得如在现场的共鸣，当经济局势的普遍恶化使得这个群体共同感受到利益的剥夺，共同感受到
生存的困难时，这样的同理同情基础也就会自然形成。
近年来，珠三角一带的各种工运事件层出不穷，已经给当局敲响了警钟。从2015年开始，广东已经开始抓捕工人维权人士，首先是工维义工刘少明，2015年底，曾飞洋，何晓波等工人NGO活动人士也被抓捕，这表明，当局已经意识到了经济下行时出现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危险，针对工人维权人士下手，则是将这些人士当作可能的节点而预先拔除，以防止受籍贯、行业、工作地等多重因素分割的工人群体，因为这些节点而串联起来。
在
笔者看来，当局的类似做法，很像是砍掉报晓的公鸡来阻止天亮，正如许多人开玩笑所说的，曾飞洋等人的影响力，可能都走不出番禺区，又如何可能组织起大规模
运动？真正能冲破各种隔离，形成大规模运动的，不会是什么有心人的推动，而是大尺度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对于广大人群的影响，而如果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陷
入停滞乃至衰退之中，不仅双鸭山这样的国企讨薪事件会一再出现，如今被隔离分散的新兴工人群体，也完全有可能形成更大规模的联合和一致行动，在这个意义
上，双鸭山事件只是一个开始。
来源：东网 / 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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