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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5日星期四

胡耀邦上升与“共青团派”崛起关系并不大

第三梯队集结新老团干

80年代“共青团派”之所以能够崭露头角,有其天时地利。

“文 革”之后,百废待兴,“文革”前就位高权重的老干部到这时多已年过古稀,经过十年浩劫迭遭冲击拘禁,身体受到摧残,掌权力不从心,大批领导岗位亟待填补; 所谓“造反起家”的“文革派”被扫荡一空,“凡是派”也因在华国锋和邓小平的交锋中站错了队而不受信任、受到贬抑,元老们迫切感到需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接班人”。而这个时候,第一代革命功臣的子女,除少数年龄较大者如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之外,都还羽毛未丰,不成气候,固然有一些像习近平这样“文革”期间 的“工农兵大学生”,但更多的还刚刚从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学毕业,甚至还在念书。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的邓小平对提拔“太子党”,心中是有一定保留的,他对1966年 “红八月”前后高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革干子弟的疯狂表现,印象并不好。他也清楚,毛泽东晚年让侄子毛远新当政治局常委和自己之间的联络员,林彪让自 己的独子林立果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朝野普遍反应很大。所以他很强调,各级组织部门要从基层发现和培养能够抵制“文革”错误路线的 优秀人才,对人才的遴选标准,他后来归纳为“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

在邓小平主导、陈云建议下,中组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组织部门也建立了相应的部门;1983年下半年,中央又决定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胡耀邦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第三梯队”这个说法,风行一时。这些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共青团派”官员便赶上了好机会。顺便说一句,习近平当时也被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列在“第三梯队名单”上。

胡耀邦与胡锦涛

但 是一般人却并不这么全面地看,他们将“共青团派”的晋升都与胡耀邦扯上关系,讥讽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实,胡耀邦出以公心、并不屑于经营小圈 子,但是既然他先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最高时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不管怎么说,他就成了当仁不让的“共青团派”掌门人。而 他既然问心无愧,也就不避嫌疑,在出外视察甚至出国访问的时候,常常叫上一位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人,比较频繁的是叫上第一书记王兆国,有时则让团中央第二把 手、书记处常务书记胡锦涛随行,一来是能通过他们更详细了解共青团队伍和青年的情况;二来对他们也是言传身教;三来也是让他们有与各地方诸侯打交道、建立 和巩固人脉的机会。但这些在别人看来,无意就强化了胡耀邦在经营自己山头的印象。这段时间提拔的这些在不同时期与他有渊源的“共青团派”官员,也会有意无 意地强调自己与他、与共青团的关系;于是“共青团派”俨然成型,成为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一大派系。

实事求是地说,胡耀邦地位上升与“共青团派”崛起和拥戴,关系并不大。他的权力来源,是当时各打算盘、时刻博弈的元老,胡耀邦能当上党的主席、总书记,本来就是元老们妥协的结果。1987年年初,当他们认为胡耀邦走得太远了,无法接受,便联手用非程序更迭手段逼他黯然下台。而这时拥戴他的“共青团派”都只能乾瞪眼,“共青团派”的声势也随之重挫。

来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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