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毛泽东发动 “文化大革命” 简称“文革”。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线,批判《三家村札记》的作者邓拓、吴_、廖沫沙,以及刊登这些作品的《北京晚报》、《前线》杂志等 (当时邓拓是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吴_是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 ,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文革开始之初,基层的人们被指为“牛鬼蛇神” ,最为残酷。
“文革” 以“反资产阶级复辟”作为舆论导向,进而让人们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同他们进行的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这就是贯穿始终的所谓“大破资产阶级黑线,大长无产阶级的威风”, 在全国掀起了以工农兵群众为“主力军”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的命“,是大破坏,大伤亡。
一, “牛鬼蛇神”排大队
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迅速在全国各地、各省、各地区、各市、各单位展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处处可见。这些大字报绝大多数是造反派、红卫兵写的,内容就是罗列被打击的“牛鬼蛇神”的罪名, 多数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或用尽心思编造的事端,他们以此获得名利,发泻私人愤怒,俗称借机报私人怨仇,或为获得一官半职尽量编造事件。总之他们挖尽心思造谣生事,因大字报太多很少有人看。
例如,郑州市委、市政府的办公楼,当时俗称“七层大楼”;楼的内部、楼的外表全被大字报覆盖了。大字报随风飘荡,十分壮观,远看七层大楼变成了一个大字报糊成的高塔。
其他单位的大字报也不示弱,形形色色,名式各样,红红绿绿,令人发指,看也看不过来,故少有人看。
继而各单位“牛鬼蛇神”游街,在街上随时可见被红卫兵押送去批斗的“牛鬼蛇神”。红卫兵把每个“牛鬼蛇神”都要做一翻化妆,先剃个阴阳头 (在头上剃去一部分头发) ,给领导人头上戴千奇百怪的高帽子,两手捧一个各种各样的香炉,在香炉上插上一个白旗,上面写上XX走资派、反革命等。
郑州市主管文教、卫生的市长金诚,是一个年近60岁
身材魁梧的老人,他变成了“牛鬼蛇神”的总后台、又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右倾投机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十几岁投奔延安、参加共产党的老干部,以他为首的游街
队是最庞大的,金市长的高帽子比他的人还高,在这样的长蛇大队中,相距百米就有─群红卫兵搞的锣鼓队,敲敲打打,招来街道两旁很多人观看。把郑州市学校教
师、校长等“牛鬼蛇神”,各医院医生、院长等“牛鬼蛇神”,全编入这支庞大的队伍中。金市长领头,他是第一人,随后边是郑州市直的“牛鬼蛇神”,走在游街
队伍的前面是红卫兵,再后面跟随着文教、卫生单位的“牛鬼蛇神”数百人(有人说是几千个),从市政府七层大楼出发,直至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广场,约
十几华里路的长蛇大队,真可谓“牛鬼蛇神”排大队。
“文革” 过去之后,我遇到昔日河南大学的同学,当时的高级大夫或高级教师,他们竖起大拇指高兴地说:“我在郑州混的不错,跟市长一起游街。”这话以杨正大、蒋光亮说得最多。
一般人游街时的“牛鬼蛇神”背后插上罪名的牌子,反革命、资本主义当权派剃个阴阳头 (头发剃去一半) ,脖子上挂自己的─双鞋,双脚赤裸裸地走在马路上,像一般罪人。红卫兵在两侧一齐哄哄闹闹,非常兴奋,指手画脚,敲锣打鼓。红色恐怖迅速蔓延到社会每─个角落,令人咋舌。
1966年6月26日,
我所在的市中医医院,游街的“牛鬼蛇神”,只有十几个人,都是赤脚走在煤碴路上走。我是一双小脚,煤碴刺伤我的脚、痛得扎心,走过的路面满是血迹。红卫兵
有几十人,敲锣打鼓,非常兴奋,红卫兵张乃昌、王传荣不停地用手拧我的胳膊,拧的青一片紫一片,同时还骂我是资产阶级地主的臭小姐这是我一生难忍的耻辱!
二,全国各单位建立红卫兵
毛泽东利用青少年的无知与狂热,一些人的无政府主义,把一切看成阶级敌人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漏网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等) ,
于是各单位的“积极份子”变成了红卫兵,这伙人也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被毛泽东思想洗过脑的年轻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思想”和对共产主义、社
会主义的妄想及青年的个人野心。红卫兵多数是碌碌无为的无赖之徒、不学无术的人,靠政治斗争、整人起家,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他们比义和团
破坏性还大,对中国文化破坏是空前的,破毁了黄帝陵、炎帝陵、伏羲庙、孔庙、孔林、关帝庙、岳飞庙等等。
被
红卫兵打死打伤的人难以计数,经这伙人无端逼死、害死的人更多。当时我工作的单位,医院药房主任李东迎就是红卫兵逼死的。我记得他遗书中两句话罢、罢、
罢,把仇山推倒。当时家属哭成泪人,几个红卫兵还站在─旁大笑。郑州市委刘必就是红卫兵在批斗时打死的,我看到他尸体上多处青紫的伤痕及片状出血处,但红
卫兵硬说刘必是自杀。红卫兵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其行为伤天害理,更谈不上人性与道德。这件事不是一处或一个单位,而是全国性灾难,各
地情况轻重不同,罪名、打击报复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异。
在批斗会上被红卫兵学生打伤的教师多不胜数,医院门诊急诊室经常见到被打伤的教师来求医治疗,他们还不敢公开是被红卫兵学生打伤的,多是双眼含着泪花,要求医生包扎或缝合。
当时有多少教师、校长被红卫兵学生残酷的批斗,无法统计,可以说每个学校都有几个或十几个。他们把教自己文化知识的老师当作阶级敌人,关进牛棚;红卫兵随意批斗,老师一律跪在地上,任其打骂;被打伤的老师不能反驳,否则打的更重,有人被打死了,反说他(她)“畏罪自杀”。
─个中学的数学老师被红卫兵在批斗会上打死了,留下嗷嗷待哺6个月的幼儿。我亲眼见到这位老师60多岁的母亲,抱着骨瘦如柴的幼儿。因为红卫兵学生抄了她的家,无处可归,这位老人抱着幼儿投奔农村亲戚家,生活非常困难,但她只会流泪,不敢说出真实的遭遇。在那个悲惨的时期,人们敢怒不敢言。
另
一位中专老师受不了牛棚的虐待,服毒自杀,死后在她枕头下发现一份遗嘱我死后作鬼也要看这些人的下场。这份遗嘱我没有亲眼看到,只是听说的。我见到了她的
丈夫,领着三个孩子,分别为两岁半、五岁多和七岁多,─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家庭被抄抡了。在政治的压力下,生活是多么困难,只好怪苍天无知。
我是出身不好的“牛鬼蛇神”,红卫兵对我进行残酷批斗。
他们在每次会前先喊叫─通口号“打倒─切‘牛鬼蛇神’”,把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或喊叫“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红卫兵们那种耀武扬威不可思议的态度,令人惊骇、令人咋舌、令人厌倦!
在一天晚上的批斗会上,红卫兵靳佩珍 (她是赵湍惠的走卒)最凶恶。批斗我时叫我跪在石板上、腰弯得两手垂地;她还按我的头,跪的时间长了,我的左膝关节磨破了出血,血顺着石板往下流 (自今我左膝盖下还留右铜钱大的_痕)。妇产科护士长叶桂根再也看不下去了,拿一快纱布夹上药棉让我垫在伤处止血。靳佩珍一伙红卫兵马上把叶桂根拉在地上,说她没有立场,同情阶级敌人,让她跪在那里陪着我挨批斗。时间过去40多年了,我每次看到左膝关节的痂痕,当时的─幕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永难忘记文化大革命对人们的伤害。
在
牛棚里每天晚上开我的批斗会,有时候规模较大有一百多红卫兵、有时候只有七、八个红卫兵。他们无中生有地批判我是大地主的臭小姐,说我对病人不会有好心;
有一个清洁工人站起来说:“我在妇产科住过病房,我也经常往那里送病人,高大夫对病人、对工作是特别好的,她非常负责,她的服务态度是无人可比的。”话刚
说完,红卫兵马上说她为“牛鬼蛇神”翻案,让她跪在地上陪着批斗,这个工人不服气和那几个红卫兵撕打起来,最后,该清洁工夺门而出,离开医院走了。直至文
化大革命之后,我仍不知她的去向,有人说她回家种地去了。
三,失去人性的红卫兵
在我们市中医医院,各科室主要高技术的大夫全被打成“牛鬼蛇神”。一共有八位,其他七位是男性,多是50多岁的年龄,我只有39岁。这八位大夫被关在牛棚里,天天砸煤球,在院子里打扫卫生、拔草.每
天劳动十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看管我们的那个凶手叫梁巴夫,这家伙没有人性、对我们的态度比疯狗还凶,说话从来没有正常态度,总是训人。一次我很饿,
拿个馒头吃,红卫兵王传荣过来了,他一巴掌把我的馒头打落在地,还骂着你不配吃馒头,吃剥削饭长大的,应该饿死。种态度对我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梁巴夫也限
制我们的饮食。
出了牛棚之后,我天天在科室打扫卫生。清洁工小魏为人善良,她从不用恶言恶语伤害我,反而照顾我,给我相对轻松的工作。有一次在三楼擦窗户玻璃,我准备坠楼自杀。当时我后悔1966年6月28日服毒自杀未遂,可是我双眼看到院内的小学生,脑中便不由自主想起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如果我死了他们怎么办?清洁工小魏发现我情绪异常,她一下把我抱住拉下来。
另一次红卫兵用开水烧“牛鬼蛇神”,我的右小腿下端被烧伤起水泡,感染化脓。小魏很快找医生给我包扎,当我每次看到这片伤痕时,我就想起来很多往事。
我不迷信,我也不信鬼神。在“文化大革命” 中表现最凶恶的红卫兵,他们没有一个人的寿命超过60岁,多数人在90年代己赴阎王殿报道了。他们的后人的生活也不正常,王传荣的儿子二彪,因吸毒、偷盗,多年多次被抓进监狱,最后死在监狱;其他人的孩子,有的开垃圾车,有的在外地当保姆,最好的一个孩子在中药房包药;没有一个人进入大学读书,更没有得到他们父母的好职业。
俗话说:害人如害己,你害他人,天害你!
河
南人民出版社总编、思想最左的赵磷说:“人在做天在看,作恶会有自然循环,良心也有循环的。文化大革命中跳的最高的人,当时虽然捞了一些好处,但这些人会
遭遇天理的报应。看!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把后代也牵连了,例如,谢梦谦整人起家,最后畏罪自杀。这种事例太多了,警告世人不要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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