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由于中共在政治上的权利自私，也由于民间力量的分散，短期内还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换代的政治力量，官权内部看不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式的开明力量，民间社会也无法聚积起足以抗衡官权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国向现代自由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曲折的，时间的漫长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计。

　　同时，相对于中共政权的强势而言，民间社会仍然弱势，民间勇气不够及其心智还很不成熟，民间社会还处在最初的发育过程之中，因而也无法在短期内培育出足以替代中共政权的政治力量。在此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及其现政权的改变，任何急功近利的计划、纲领乃至行动，只能是难以兑现的空中楼阁。

　　然而，这并不等于未来的自由中国毫无希望。因为，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天空，不再是极权者一手遮天，而呈现出黑暗与光明的二重色彩。官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除了“三呼万岁”的仰望，就是万马齐喑的黑暗，而是官方的政治僵化和民间的权利觉醒、官权镇压与民间反抗的同时并存。制度的独裁依旧，但社会不再愚昧；官权的霸道依旧，但民间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文字狱的恐怖依旧，但已不再能产生杀一儆百的威慑力；政权的“敌人意识”依旧，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瘟疫”。

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

　　国家由它的民众构成，民众是一个国家的主体，也是国家主权的来源和国家利益的拥有者。在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下，政治权力来自民众的授予，政府靠民众血汗养活，政府或执政党仅仅是国家的公仆而非国家的主人。政府必须真正地而不是口头地把民众当作衣食父母，而把自己当作民众公仆。所以，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善待自己的人民和提供公共服务，无论是权力和国家财政，都必须做到“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必须具体化为民众的利益，最终具体落实为个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和民主等诸项法定权利。
 
　　总之，尊民爱民、特别是尊重和保障民众用和平的方式置疑、批评、甚至反对政府决策的权利，才有资格代表由民众利益汇集而成的国家利益，也才可以称之为爱国政府，才有资格倡导爱国主义。  

　　然而，一个独裁政权的爱国恰恰相反，它高调提倡爱国主义却从来不尊重不爱护国家的主体——人民。